终于开始写在一般人看来非常Niubility的董事会了（执行董事基本属于董事会的变种，无需单独展开讨论）。其实董事会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公司董事会是权力中心，有的公司股东会是权力中心，还有的公司经营管理层是权力中心，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最常见的却是三位一体，即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都听命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除了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别的所谓的权力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成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公司治理的工具。这种情形，常见于一股独大，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有很强的把控力。但也偶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虽然持股比例不大，但通过一系列安排而仍然对公司有绝对控制权的案例，比如大名鼎鼎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虽然无法统计出这类三位一体的公司所占比例，但就个人感受、感觉而言，这个比例应该是不低的，至少在半数以上。然而理论界对此常常视而不见，动不动就谈股东会中心主义如何，董事会中心主义又如何，从1906年英国上诉法院的“自动过滤器公司案”到美国1899年特拉华州修订本州的公司法，再到1937年德国《股份法》、1950年《美国标准公司法》，总之结论就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在从股东会中心主义过渡到董事会中心主义了。公司法领域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甚至立法脱离实际的现象，总是时有所见。
除了三位一体的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如果是股权比较分散，没有实际控制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力较弱的公司，可以选择将董事会作为相对权力中心，增强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尤其是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考核、任免权。这一点，《公司法》第46条“（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或者《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67条“（九）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严格来说，《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并非法律，此处不作严格区分，下同）。
如果股权比较分散，而且董事之间存在较多利益冲突，难以形成“高效董事会”，董事会已不宜作为公司的权力中心，应当将经理层作为公司的相对权力中心，增强经理的职权范围。同样的，《公司法》第49条“（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以及“ 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或者《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74条“经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也提供了法律依据。
经理层成为公司的相对权力中心，固然有利于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但也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例如经理层损害股东利益，形成既得利益者等。因此，需要从四个方面形成制约机制：第一，股东行使知情权、监督权（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33条或《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6条）；第二，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授权附加必要的条件，对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细化为具体制度；第三，加强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制度建设；第四，发挥监事会及审计机构等作用，把监事会、审计机构的意见作为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任免、追责的重要依据。
总之，董事会在公司中承上启下，是连接股东和经理层的重要机构。无论是股东本人作为董事、股东委派的董事，还是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其权力来源无非是股东会的授权以及法律的授权。这两个权力来源说明，一方面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报告工作，要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董事会的职权有其独立性，其法定职权不容股东会予取予夺。
最后，简单谈一谈董事会中的特殊成员——董事长。
《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第109条规定“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72条、第122条也有相同规定。从以上规定可看出，董事长相较于其他董事，仅多了两项职权：一是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二是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这两项职权看起来似乎更像是形式上的权力而非“实权”，但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董事长在公司兼任法人代表，有的还兼任经理，尤其在民营企业多数董事长本身就是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则一般兼任党组织负责人，因此在实际中董事长的权力往往远超公司法的简单规定——这似乎又可创造一个“董事长中心主义”的新名词了。不过，那些自己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也不兼任经理，甚至不兼任法人代表，在国有企业还不兼任党组织负责人的董事长们，其职权除了公司法规定的两项以外，要再扩张，是颇有难度的。因此，董事长是否能成为公司权力的中心，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