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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度研究丨国家对私人企业管制的逻辑与边界——以黄仁勋事件为例

分类:权度文章   作者:湖南权度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26-11-16 14: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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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非国有企业的掌门人 ,其去留不再完全由董事会和股东决定——当企业行为被认为触及国家安全, 国家权力将越过市场监管的边界 。

2026年11月,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英伟达(NVIDI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因一起婚外情风波及关联的国家安全质疑,被迫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成员职务。这一事件从最初的个人私德问题,迅速演变为一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对华科技博弈与两党政治较量的重大公共事件。黄仁勋此前曾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放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其与涉事女性黄乐之间的亲密关系被美国情报部门以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关联为由纳入监控,并由此触发英伟达董事会的独立调查与国会的听证施压。

黄仁勋事件的戏剧性之处在于:一家非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其去留不再完全由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决定,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审查的框架,受到行政力量、立法机关和情报体系的多重介入。这一事件集中展现了国家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制的内在逻辑—— 当企业的经营活动或关键人物的行为被认为可能触及国家安全时,国家权力将越过传统的市场监管边界,直接介入企业治理 。然而,这种介入的正当性何在、应遵循何种原则、边界在哪里,是各国法治实践中都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本文以黄仁勋事件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国家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制的原理、原则与边界,并结合美国、中国、欧盟的具体法律政策规定,探讨国家安全理由下管制的正当性基础及其限度。

01

国家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制的理论基础

(一)国家安全利益的优先性

国家安全是国家存续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是所有法律制度必须优先保障的基础性利益。当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无论是技术出口、数据流转还是关键人物的对外交往——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国家有权基于安全利益的优先性进行干预。这一逻辑根植于国家主权的固有属性:国家对内享有最高统治权,对外享有独立权,私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国家安全受到实质性威胁时,须依法让位于国家主权的维护需要。

从法理上看,国家安全利益的优先性并非没有限制。它要求“威胁”必须是 真实、具体且可证明的 ,而非推测性的、泛化的。法律之所以允许国家在特定情形下突破一般性的权利保障,是因为这种突破的目的在于保护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更根本利益。但如果国家安全被无限扩大解释,它将沦为任意干预企业经营的工具,这恰恰是需要法律边界加以约束的地方。

(二)市场失灵与公共利益干预

非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以营利为根本目标,其决策逻辑是成本收益的最大化。这一逻辑在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当企业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有效调节,国家干预便成为必要。在科技领域,非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关键技术、敏感数据和战略资源,其经营活动的负外部性尤为突出:技术外溢可能削弱国家的技术优势,数据泄露可能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信息安全,关键供应链的断裂可能危及国防与经济安全。这些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解决,需要国家以法律手段进行管制。

市场失灵理论为国家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提供了经济学基础,但它也设定了一个隐含边界:管制应限于纠正市场失灵所必需的范围,而非全面替代市场机制。当市场能够有效调节时,国家不应过度介入;当管制成本超过其带来的公共利益时,管制本身也构成一种 “政府失灵” 。

(三)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主权的内涵已从传统的领土、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产业、核心技术、战略资源的自主可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管制,本质上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确保关键领域的战略资源不因私人企业的逐利行为而流失或受制于外部力量。

这一逻辑在各国法律中均有体现。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法律体系限制先进芯片技术的对外输出,以维护其技术霸权地位;中国通过《出口管制法》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保障关键技术和战略资源的安全;欧盟通过外资审查条例,防止战略资产被外国控制。这些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已涵盖经济领域,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涉及国家安全时,须服从国家主权的管辖。


02

国家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制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石,要求国家对非国有企业的任何管制行为都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管制,均须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为基础,而不能仅凭行政命令或政策文件。这一原则确保管制权的行使有明确的法律边界,防止行政权力的任意扩张。

在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基础是国会制定的《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投资审查的法律基础是《国防生产法》第721条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在中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基础是《国家安全法》《外商投资法》《反垄断法》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均经过立法程序的审议,为管制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合法性原则还要求管制行为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不得超越法定权限或违反法定程序。

(二)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要求管制手段与管制目的之间保持合理比例,不得过度干预。国家应选择对企业经营自主权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管制目的,当存在多种可达成目的的手段时,应选择对权利侵害最小的那一种。比例原则包含 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三个层次:适当性要求手段能够有效实现管制目的;必要性要求在所有可行手段中选择侵害最小的;均衡性要求管制带来的公共利益大于对私人权利造成的损害。

比例原则在国家安全管制中尤为重要,因为国家安全理由天然具有“重大性”和“紧迫性”,容易成为突破比例限制的借口。在黄仁勋事件中,若仅以个人私德问题为由启动国家安全调查并要求企业高管离职,则管制手段与管制目的之间明显不成比例—— 私德问题本身并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以此推动企业高管更替,已超越了比例原则所允许的限度。

(三)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要求管制行为须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和申辩权。被管制对象有权了解管制的理由和依据,有权对不利决定提出异议,并有权获得独立的司法审查。正当程序是防止管制权滥用的制度保障,它确保管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领域,各国法律均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保障。美国FIRRMA允许当事人在审查中提交材料、提出缓解方案并作出回应,审查决定以书面形式作出;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规定了申报、审查、决定等程序环节。然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正当程序往往因保密需要而受到限制,这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程序保障的力度与国家安全的保密需求之间须保持合理平衡。

(四)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原则要求管制应一视同仁,不得因企业所有制性质、国籍、种族等因素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同等情况下的管制应适用同等标准,不同情况下的差异待遇须有合理依据。非歧视原则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防止管制权被用于针对特定类型企业或特定国籍人士的歧视性执法。

在黄仁勋事件中,有批评指出,相关调查和舆论施压带有针对华裔科技精英的歧视性色彩。一些社交媒体甚至将黄仁勋身边人士的华裔身份作为“嫌疑”的依据,这种将种族背景与安全嫌疑挂钩的做法,明显违背了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要求,安全审查的依据应是 具体的行为和证据 ,而非当事人的种族、国籍或身份背景。


03

国家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管制的边界

(一)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边界

国家安全是管制的核心理由,但其概念边界必须清晰。若国家安全被无限泛化,几乎所有商业行为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管制将失去边界约束。各国法律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虽有宽严之别,但均要求威胁必须是真实、具体的。

中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一定义涵盖面较广,但第59条将安全审查的范围限定为“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特定事项,要求存在具体的关联和风险,而非泛泛的猜测。美国ECRA则以国家安全与防扩散为核心管制目标,对可能流向受关注国家和实体的两用物项实施许可管理,同样要求存在具体的风险指向。 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边界,是防止管制权被滥用的第一道防线。

(二)管制对象的边界

管制应聚焦于确实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行为,不能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一般商业行为进行干预。出口管制的对象是特定物项和技术,投资审查的对象是涉及关键领域的投资交易,而非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或高管的全部个人行为。管制对象的边界要求国家将管制精确指向构成安全威胁的具体行为,而非扩大化地覆盖不相关的领域。

在黄仁勋事件中,管制的对象从“芯片出口管制”这一合法领域,扩展到“企业高管的私人关系”这一与出口管制无直接关联的领域。美国情报部门以涉嫌间谍关联为由监控黄仁勋的私人交往,国会据此致函要求其出席闭门简报会并酝酿更大范围的调查,这一扩展已超出了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法定对象范围, 触及了管制对象边界的底线 。

(三)管制手段的边界

管制手段须与目的相匹配,不得超越必要限度。出口管制的合法手段包括许可证管理、实体清单等,投资审查的合法手段包括审查、附加条件或禁止交易等。这些手段直接针对交易和物项,而非针对个人的私人生活或企业的日常治理。当管制手段从“限制特定交易”扩展到“要求企业高管离职”时,手段与目的之间已出现明显的不匹配。

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内部治理须有严格的法律授权。在黄仁勋事件中,行政力量的介入虽未采取直接下令任免的形态——白宫一度公开表态支持其留任,数日后又默许董事会在压力之下作出人事决定——但行政体系将高管的私人交往纳入情报监控、机密备忘录经媒体外泄形成政治压力,这些行为均以国家安全为名,却均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已超越了管制手段的法定边界。管制手段的边界要求,即使目的正当,手段也须有法律依据且与目的成比例。

(四)司法救济的边界

被管制对象应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管制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是防止管制权滥用的最后防线,它确保管制行为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然而,在国家安全领域,司法审查往往受到限制,各国法律对国家安全案件的司法审查范围和标准有不同的安排。

中国《外商投资法》第35条规定“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排除了对安全审查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安全审查的特殊性,但也可能削弱司法救济的力度。美国法律虽在有限范围内允许对CFIUS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但总统依据《国防生产法》第721条(d)款作出的最终决定,依法明确排除司法审查;对CFIUS决定的审查标准亦高度尊重行政判断,司法干预的门槛较高。司法救济的边界,本质上是国家安全的保密需求与公民和企业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点,需要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审查的范围和标准。


04

各国法律政策的具体规定

(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体系

美国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形成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经济制裁三位一体的法律体系,其特点是授权广泛、域外效力强、执法力度大。

其一:出口管制领域

《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是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永久性法律基础,于2018年8月13日由总统签署生效,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P.L. 115-232)的一部分。ECRA的核心条款第1758条(50 U.S.C. §4817)授权商务部对“新兴和基础性技术”进行识别和管控,要求建立跨机构审查程序,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两用物项出口、再出口和境内转移实施许可管理。ECRA第1752条(50 U.S.C. §4811)以十项政策声明确立了出口管制的目标体系,将维护国家安全、防扩散、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并列为管制考量。

《出口管理条例》(EAR)是ECRA的执行法规,由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负责执行。EAR通过《商业管制清单》(CCL)对物项进行分类管理,赋予每个物项唯一的“出口管制分类编码”(ECCN)。此外,EAR通过“最低含量规则”实现域外管辖,即任何含有美国技术或部件的外国产品,若达到一定比例的美国技术含量,也受EAR管辖。在黄仁勋事件中,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通知英伟达,H20芯片出口中国须申请许可证,正是依据ECRA和EAR对先进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的直接体现。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50 U.S.C. §1701-1708)是美国另一项核心管制法律,于1977年颁布。IEEPA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针对“全部或实质部分来源于美国境外的不寻常和特殊的威胁”,管制国际贸易、冻结资产、限制外汇交易。IEEPA是美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据,总统可据此对特定国家或实体实施广泛的贸易限制。在对华科技管制中,IEEPA与ECRA形成互补,为行政机构提供了灵活的管制工具。

其二:投资审查领域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生效,作为P.L. 115-232第XVII编(Title XVII)子编A。FIRRMA大幅扩展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CFIUS的法律基础是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50 U.S.C. §4565,又称Exon-Florio条款),该条款授权总统审查“可能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企业的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FIRRMA将审查范围从传统的“控制权交易”扩展至四类新的“受管辖交易”:一是特定房地产交易,即外国人对位于敏感政府设施或军事基地附近不动产的购买、租赁或特许;二是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数据(TID)美国企业的非控制性“其他投资”,即虽不取得控制权,但使外国投资者得以接触企业重大非公开技术信息、获得董事席位或观察员权利、或参与涉及上述敏感领域实质性决策的少数股权投资;三是导致外国控制美国企业或构成上述“其他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权利变更;四是为规避CFIUS管辖而设计或意图规避审查的交易、转让、协议或安排。FIRRMA还引入了强制性申报制度,对特定类型的交易要求当事人必须申报,而非自愿申报。FIRRMA体现了美国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活动国家安全审查的全面强化,其核心逻辑是将审查对象从 “控制权”扩展至“影响力” ,从“并购”扩展至“任何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行为”。

(二)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法律框架

中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构建了涵盖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反垄断等多维度的法律体系,在促进非国有企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同时,注重国家安全风险的预防和化解。

《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施行)是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其第59条为各类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上位法依据,是管制非国有企业相关经营活动的核心法律基础。

《外商投资法》(2020年1月1日施行)第35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2021年1月1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第37号)进一步细化了审查机构、审查范围和审查程序,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的外商投资实施安全审查。

《反垄断法》(2022年修正)第38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这一条款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相衔接,形成了“双审查”机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进行双重把关。

《出口管制法》(2020年12月1日施行)是中国出口管制领域的基本法,对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的出口管制进行了全面规定。该法第2条规定管制范围包括“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第4条确立统一的出口管制制度,明确通过制定管制清单、名录或者目录并实施出口许可等方式进行管理;第9条授权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依据出口管制政策、按照规定程序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出口管制清单并及时公布。这一法律体系保障了国家对关键技术和战略物项出口的管控,与对非国有企业的出口行为形成直接的管制关系。

此外,针对外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中国建立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0年9月发布)和《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施行)作为反制工具,对违反中国主权、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外国实体实施反制措施。这些制度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管制领域的双向平衡:既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非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实施管制,也对外国的歧视性管制措施进行反制。

(三)欧盟:统一框架下的外资审查

欧盟通过条例建立了统一的外资审查框架,呈现出“协调成员国、统一标准、保留自治”的特点。

《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条例》(Regulation (EU) 2019/452)于2019年通过,2020年10月全面实施,是欧盟层面首个统一的外资审查框架。该条例建立了成员国之间以及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机制,对可能影响欧盟“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审查范围涵盖关键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信、数据存储等)、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敏感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关键投入品供应安全等领域。条例赋予欧盟委员会对特定交易发表意见的权力,当成员国的审查意见存在分歧或交易可能影响欧盟整体安全时,委员会可主动介入。

2026年6月17日,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正式通过新版《外商投资审查条例》(Regulation (EU) 2026/1386),全面升级了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将于2028年1月17日正式施行。新条例的核心变化包括:一是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强制性的外资审查机制,设定“共同最低审查范围”,涵盖两用物项、军用装备、关键原材料、人工智能、能源、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敏感行业;二是统一审查时限,初步审查须在45个日历日内完成;三是首次明确将由非欧盟实体控制的投资者在欧盟内部的交易纳入审查范围,填补监管漏洞;四是引入强制性评估标准,缩短审查时限,完善成员国合作程序。新条例标志着欧盟从“自愿性合作框架”向“强制性统一机制”的转型,体现了欧盟在维护经济安全与战略自主方面的强化趋势。


05

黄仁勋事件中的管制逻辑与反思

(一)国家安全理由的泛化风险

黄仁勋事件的核心争议在于:一项最初属于个人私德的问题,如何被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美国情报部门以涉事女性黄乐“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关联”为由,对其实施长期监控,并由此发现其与黄仁勋的亲密关系。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在2026年春签发了高度机密的警告备忘录,声称黄仁勋与黄乐关系亲密。随后,这一私人关系被纳入国家安全审查的框架,触发英伟达董事会的独立调查与国会的施压。

这一过程反映出国家安全理由在实践中存在被泛化的风险。从法律角度看,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应是具体的、可证明的安全威胁,而非基于私人关系推测的“潜在风险”。以“涉嫌关联”为由对个人私人关系进行监控,并将这种监控结果用于推动企业高管的更替,已超出了ECRA、FIRRMA等法律授权的管制范围。国家安全理由的泛化,使得管制边界从“具体威胁的应对”滑向“一般性风险的预防”,而后者缺乏明确的法律边界约束, 极易被政治力量所利用 。

(二)管制手段的边界突破

在黄仁勋事件中,管制手段的边界出现了明显的突破。传统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手段是许可证管理、实体清单、交易审查等,直接针对物项和交易,而非针对个人的私人生活或企业的日常治理。然而,在事件中,行政力量和立法机关的介入已超越了这些法定手段:情报部门以安全为由对高管的私人关系实施监控,机密备忘录经媒体外泄形成倒逼之势,行政当局先公开表态支持、数日后默许董事会作出人事决定;国会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要求企业高管出席闭门简报会、保存记录并为更大范围的调查做准备。

这些干预手段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ECRA授权的是对物项出口的管制,FIRRMA授权的是对投资交易的审查,而非对企业高管私人生活的监控或对企业内部人事任免的干预。当管制手段从“限制交易”扩展到“干预人事”时,手段与目的之间已出现明显的不匹配,违反了比例原则和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管制手段的边界突破,不仅损害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削弱了国家安全管制本身的正当性—— 当管制脱离法律框架的约束,其正当性基础也将随之动摇 。

(三)对非国有企业自治的冲击

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企业根据市场规律和公司治理机制自主决定经营策略和人事安排,是企业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制度基础。当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干预企业高管任免时,企业自治与国家管制之间的平衡面临严峻挑战。

在黄仁勋事件中,英伟达作为全球AI算力领域的龙头企业,其创始人兼CEO的去留本应由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治理程序决定。然而,事件的发展表明,行政力量和立法机关的介入已成为影响这一决策的关键因素。虽然英伟达董事会最终做出了接受黄仁勋辞职的决定,但这一决定的推动力来自国家安全审查的政治压力,而非纯粹的公司治理逻辑。这种对非国有企业自治的直接干预,若缺乏有效的法律边界和程序约束,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削弱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创新激励,企业高管可能因政治风险而非经营绩效而面临去留压力;二是破坏市场机制的运行基础,当行政力量可以直接干预企业治理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将被行政配置所替代;三是产生寒蝉效应,其他非国有企业可能因忌惮国家安全审查的不确定性而调整经营策略,影响市场活力和创新生态。


∞

结语

黄仁勋是个智商绝高的聪明人,他没有以宇宙第一牛企创始人的骄傲去与国会和情报机构那些钓鱼佬硬碰硬,而是以一条咬钩上钓鱼儿的谦卑悄然离场。有此大智慧,不愁老黄没有人生第二高峰。

这是一场人类站在AI时代大门口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较量,却如此低调,竟令人有些莫名忧伤。那些坐看两个姓黄的人绯闻吃瓜的群众啊,全球AI基础设施的前景将会如何?在AI领域,我们是否会越追越远?

黄仁勋事件集中展现了国家安全理由下管制的逻辑与张力。它提醒我们,国家安全的界定须严格、管制手段须克制、程序须正当、救济须有效。国家安全不是无边界的,管制权的行使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只有将管制纳入法律框架,明确边界,才能既维护国家安全,又保障非国有企业的正当权益,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企业经营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 ,是各国共同面对的法治课题,也是黄仁勋事件留给我们的深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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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小果AI法」,文章标题:《国家对私人企业管制的逻辑与边界 —— 以黄仁勋事件为例》,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fxXPx0m4M8_kw8XblirJg?sce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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